按《序志》的说法，从《时序》到《程器》的五篇属批评论。不过，其中《时序》、《物色》两篇，兼有创作论和批评论两方面的内容。《时序》从历代政治面貌、社会风气等方面来评论作家作品及其发展情况；《物色》从自然景物、四序变迁方面来评论《诗经》、《楚辞》、汉赋及“近代以来”的创作情况。两篇比较起来，《时序》侧重于文学批评，《物色》侧重于文学创作。其基本论点，已在前面介绍刘勰的思想中讲到了。有人怀疑《物色》篇的位置不应在《时序》之后，而应移在《总术》之前，属创作论。但这只是一种怀疑，还没有找到任何史料根据。在没有可靠证据之前，仍以尊重原著为是。从现在的《文心雕龙》体系来看，在《时序》之后紧接《物色》是未尝不可的。《原道》中即分论“天文”和“人文”两个方面，《时序》、《物色》两篇，正是分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两个方面，可见《物色》在《时序》之后，正符合刘勰的原意。
《才略》和《程器》是作家论。《才略》从创作才能方面评论作家，《程器》从品德修养方面评论作家。《文心雕龙》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是既集中，又分散。如作家才华和品德，是各以专篇评论一个问题，就才、德来说，是集中的；就作家来说，又是分散的。对作品的评论，则是分散在各种文体的论述中。对某一种文体来说，如诗歌创作，又是将历代诗作集中到《明诗》一篇来评论。
刘勰的作家论虽然是分散的，但把各个方面的论述综合起来，是可以了解到各个作家的全面情况的。以陆机为例来看：从《才略》中，知道他“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的创作才力；从《程器》中，知道他在品德上有“倾仄于贾、郭”的污点。“贾”是贾谧，“郭”是郭彰，都是贾后的亲信。这和史载陆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135，基本一致。再看刘勰对陆机的作品的评论。评其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明诗》）评其乐府：“有佳篇。”（《乐府》）评其赋：“底绩于流制。”（《诠赋》）指他的《文赋》有其不同于一般辞赋的成就。论其颂：“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颂赞》）《功臣》指其《汉高祖功臣颂》，刘勰认为此篇在陆机的作品中虽比较突出，但也是“末代之讹体”了。论其吊辞：“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哀吊》）评其《连珠》：“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杂文》）这和刘勰对陆机创作才能的总评论都是一致的。又如评其移文：“陆机之《移百官》，言约而事显，武移之要者也。”（《檄移》）评其论文：“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论说》）评其笺表：“情周而巧，笺之为善者也。”（《书记》）《文赋》是陆机的一篇重要作品，在文学批评史上有较大的影响，刘勰除在《诠赋》中作一般文学作品论及其成就外，还在《论说》、《声律》、《总术》、《序志》等篇，从不同角度评论了《文赋》。此外，《体性》还论及陆机作品的艺术风格：“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熔裁》中还论及“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声律》、《事类》等篇还论述了陆机在声律、用典上的一些问题。
从陆机一例，我们可看到刘勰作家论的大致情况。它虽然比较分散，但把各种有关评论总起来看，却是相当全面的。从以上所举，可见陆机各体作品的得失，他的艺术风格、构思特点和才华品德等，刘勰都有一定的评论；其中不仅有肯定、有批判，而且能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他的作品在各种文体的发展过程中所占的历史地位来给以评价。这种分散论述的方式，缺点也是很明显的：主要是不能具体联系作者的生活和思想来分析其作品，也很难表示一个作家的主要成就何在。 刘勰有关文学批评的理论，主要集中在《知音》篇。
“知音”的意思，本指懂得音乐。《吕氏春秋·本味》中说，伯牙弹琴的时候，当他想到巍巍的泰山，钟子期就从他的琴声中听出伯牙“志在泰山”；当伯牙想到滔滔的流水，钟子期就从琴声中听出伯牙“志在流水”。后人就称钟子期为“知音”。《知音》的篇名就是借此来比喻文学批评者的善于辨别文学作品；同时也表示，真要如“知音”者那样做好文学评论是不很容易的，所以本篇第一句就是：“知音其难哉！”
文学批评难在何处呢？刘勰从两个方面作了论述：一是“音实难知”，一是“知实难逢”。首先讲“知实难逢”：刘勰举出秦汉以来文学批评中的大量实例，说明自古以来，真正知音的批评者不可多得。有的是“贵古贱今”，认为今人的作品总不如古人好；有的是“崇己抑人”，贬低别人而抬高自己；有的则“信伪迷真”，轻信虚伪而不明真象。这种不从实际出发的批评，当然算不上“知音”。但这样的事实却大量存在，所以刘勰十分慨叹：“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据《后汉书·扬雄传赞》，扬雄写《太玄经》时，刘歆曾对他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刘勰借用这个故事，深为感慨地说：“酱瓿之议，岂多叹哉！”就是说，在当时的文学批评风气之下，刘歆担心扬雄的著作可能被人用来盖酱坛子，这种慨叹并不是多余的。这个“酱瓿之议”，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当时扬雄虽严肃认真地写他的《太玄经》，却无人能赏识，所以刘歆认为是“空自苦”，意思是劝他不要写下去了，写出来也不过给人盖酱坛子。可见没有正确的批评风气，没有“知音”，是会影响到文学创作的。这就说明了建立正确的文学批评的必要。 其次，刘勰再讲“音实难知”，即正确的文学批评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音”之所以“难知”，刘勰分析了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是“文情难鉴”。他说：
夫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氏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麒麟和獐子，凤凰和山鸡的差别是很悬殊的；珠玉和石块的不同也是很明显的。但是竟有人把麒麟当獐子，把山鸡当凤凰。魏国人又把美玉当怪石，宋国人则把石块看作宝珠。形体显著的东西还难免如此认错，抽象的文情就更难鉴识了。
主观的原因是“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他说：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
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本来是很复杂的。批评者既各有自己的偏爱，又不可能具备全面鉴别作品的能力，因此，往往就是对合于自己口味的便赞同，不合的就抛弃；那就正如一个人面向东望，必然看不见西墙。有这样一些主观原因存在，就更难对文学作品作出正确的评论。
这里虽是讲文学批评在主客观两方面不易做好的原因，却也说明了文学批评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是文学作品本身有其复杂性和比较抽象，一方面是批评者见识有限而又各有所好，很难对有着“万端之变”的文学作品作出恰当的评价。要想做好文学批评，就必须认识到这种特点，才能进而找出解决的办法。
正确的文学批评，确是困难重重的。但刘勰讲这些，并不是要说正确的文学批评无法做到。《知音》篇首先提出“音实难知，知实难逢”，主要是为了探讨如何做好文学批评。刘勰的批评理论，就正是根据上述问题和特点建立起来的。
怎样解决“文情难鉴”的问题，是刘勰文学批评论的核心。他认为：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这就是正确的文学批评完全可以做到的基本原理。知音固难，但从文学批评的这种原理来看，并不是做不到的。这就因为：文学创作是由于作者有了某种情感而用文辞表达出来，文学批评不过是把文学创作的途径倒过来，即用“沿波讨源”的方法，根据作品的文辞进而探寻其思想内容，这样就可以把作品中即使幽深不明的东西也看清楚了。根据“披文以入情”的道理，刘勰再进一层说：“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从琴声中表达出来的“志在山水”之情，那是无形无影的，知音者尚可识别，何况形之笔端，写成文字的作品呢？《神思》中说：“意授于思，言授于意。”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的符号，有了用文字写成的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怎能隐藏得住？
所以，从理论上看，虽然“文情难鉴”，但不是文情不能鉴，而是“文情可鉴”。具体鉴察“文情”的办法，就是“先标六观”：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立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这“六观”通常被理解为刘勰进行文学批评的六条标准，这是有待重新考虑的。第一，从它的前言后语看，并非批评标准。“将阅文情，先标六观”，明明是讲“披文以入情”的具体方法；是说要考察作品的内容，先提出这六个方面，以便从这六个方面具体着手，以入其情。最后又明明说“斯术既形”，“术”并非标准，而是方法，亦即“披文入情”或“沿波讨源”的方法。用此方法，则作品的优劣可见；而不是用此标准，“则优劣见矣”，第二。“六观”本身并非标准。所谓“标准”，必须有某种程度的规定性，刘勰这“六观”，只是说从体裁的安排、辞句的运用、继承与革新、表达的奇正、典故的运用、音节的处理等六个方面入手，进而研究这六个方面所表达的内容。“六观”本身并没有作何要求与规定，也就说不上是什么标准了。第三，“六观”基本上都是表现形式方面的问题，当做标准来看，显然与他一贯文质并重特别是“述志为本”的主张不符。从“将阅文情，先标六观”的原意来看，正和刘勰的基本思想一致。他在《序志》中批评魏晋以来的文学批评“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六观”的提出，正是“沿波讨源”、“振叶寻根”的具体办法。
针对“知多偏好，人莫圆该”的主观原因，刘勰提出了加强批评者的修养的主张：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有了演奏各种乐曲的实践经验的人，才懂得音乐；观看过多数刀剑的人，才懂得武器。因此，刘勰认为掌握全面评论作品的方法，是必须进行广泛的观察。因为看过大山的人就更了解小山，研究过沧海的人就更懂得小沟。这样，只要排除掉个人的偏见，就可以对作品作出公平而准确的评价了。所以，加强批评者的修养，提高其鉴赏能力，这是做好文学批评的根本条件。一个文学批评者，在见多识广，提高鉴别能力之后，可能会开阔其视野，突破其原来的狭小天地，因而减少或改变一些偏见。但自古以来真正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评论家，确也是“千载其一乎”。在阶级社会中，绝对公平的评论家是没有的，即使是刘勰自己的评论，也往往对“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有明显的偏爱。 《知音》主要论“圆照之象”，谈批评方法。如果作为一篇独立的批评论来要求，是应该讲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标准的，但《知音》是《文心雕龙》的一篇，全书总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知音》论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而“原道”和“宗经”，就是刘勰文学批评的标准了。从全书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实践来看，刘勰基本上是用是否符合“自然之道”、是否违反“征圣”、“宗经”之旨这两个尺度，来衡量作家作品的。不仅如此，《知音》篇讨论的中心就是如何解决“文情难鉴”的问题。“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个基本论点，正是沿着“割情析采”这个全书理论体系的总纲而提出的。所以，对《知音》的研究，不能脱离刘勰的整个理论体系，不能孤立地从《知音》篇中要求它解决文学批评理论的全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