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在南朝齐梁之际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素。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乱而又是大融合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在这个期间错综交织，十分尖锐。这种情况虽然和《文心雕龙》的产生没有直接联系，但《文心雕龙》的出现于齐梁时期，又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分割不开。

　　文学理论是创作经验教训的总结。而这个时期文学创作上可资总结的经验教训极为丰富，这就和汉末以来动乱分裂的局面，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正如刘勰在《时序》篇所说，本期文学历史的第一页，建安文学的出现，就“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历史的狂潮不仅把文人们卷到“世积乱离”的现实生活中去，使之多少接触到一些时代的气息，反映了一些“风衰俗怨”，而且在现实的教育和启迪下，抛开了汉儒死守章句的老路，从而逐步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独立意义。刘勰的崇儒思想是浓厚的，但他不仅看到汉末以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论说》）的现象，还总结了文学发展史上一大教训：

　　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时序》）

　　这是说：自光武中兴以后，东汉时期的作家们所走的道路和过去不同了，无论文辞和内容，都要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使此期创作靡于儒风。虽然讲的很委婉，但东汉浓厚的经学风气对一切文章写作的严重影响是明显的。因此，刘勰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东汉时期其所以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主要就由于死守章句，作者提笔为文，就要“斟酌经辞”。经过汉末大乱，文人们开始有所觉醒了，甚至像曹植那样身为王侯的作者，也大胆地写道：“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4这是文人作者思想的一次大解放。正因为有这个思想大解放，才出现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建安文学。这时除曹氏父子和著名的“建安七子”外，还涌现出“盖将百计”5的大批文人。建安（公元196—220年）时期的文学创作，“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6，才出现了历史上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7

　　从建安到晋宋，诗文创作之盛，有增无已。宋文帝时，便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另立文学馆；宋明帝设总明观，也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这是从封建统治机构上正式承认“文学”独立于儒学之外的开始。文学创作的发展，到了南朝，更由于历代帝王的爱好和提倡8，于是出现了钟嵘所说的情况：“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9初识文学的童少，就拼命做起诗来，因而这时世族文人中出现“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况，是不足为奇的。 　　文学创作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产生文学评论的直接原因。当时的人对这种必要性已经看到一些了。如萧绎所说：

　　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首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砧，览无遗功，可谓学矣。 10

　　这是从品评作品，指导阅读的要求提出的。在诗文创作大量问世之后，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其必然性的。文集越来越多，一个人从小到老，一辈子也读不完；而这些作品又良莠不齐，芜秽丛生，所以需要评论家加以铨衡，而去芜存精。不过，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当时不是没有，而是和文学创作一样：过甚过滥。有作品出现，必然就会有人予以品评，随着“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出现，“家有诋河，人相掎摭”11的情形也应运而生了。钟嵘曾讲到当时文学批评的混乱情况：　　观王公搢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12 　　文学评论在当时是不乏其人的，不过多是达官贵人在“博论之余”的信口雌黄。他们各随所好，没有任何准则。这当然不单是个批评标准问题，还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一系列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文学批评才能有所依据。所以，为了澄清当时文学批评的混乱，指导正确的文学批评，也迫切地需要文学理论的建立。

　　而文学理论更重要的任务，还在于总结经验以指导创作。如刘勰在《情采》篇所讲“立文之本源”，《体性》篇所讲“文之司南”，以及《总术》篇所讲“执术驭篇”等，《文心雕龙》中论述这种写作原理或方法的甚多，这部著作所企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正在于此。在这个问题上，就有着更为复杂的时代关系了。建安以后，文学创作的盛炽，与文学摆脱儒学的束缚而独立发展有很大关系。但自汉末儒学衰微以来，代之而起的是魏晋玄学。从正始（公元241—249年）年间开始，就“聃周（老庄）当路，与尼父争涂矣”（《论说》）。东晋以后，佛学渐盛，除更加助长了玄风的泛滥，佛教思想对此期文学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胜，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佛教谓过去、现在、未来为“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13 　　“诗、骚之体尽矣”，和钟嵘所说“建安风力尽矣”所指略同。老庄佛道思想弥漫魏晋诗坛，前后达二百年之久，到南朝宋初，虽然“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明诗》），其实山水诗的产生和流行，和佛老思想也是分不开的。山水诗，实际上是玄言诗的继续和发展。这是建安以后文学创作情况的一个方面。

　　从西晋太康（公元281—289年）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出现了的另一情况，是过分追求文辞藻饰的形式主义趋向明显地出现了。这种风气到南朝而又有恶性发展，即刘勰在《明诗》篇所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特别是齐梁以后，更由唯美主义发展而为庸俗的色情文学，写下了文学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

　　怎样对待这种文学发展趋势，就是《文心雕龙》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也就是产生《文心雕龙》的具体原因。文学艺术突破儒家思想的牢笼而独立，刚刚进入它自己的发展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为什么很快就走上了歧途呢？老庄玄学，固然给此期文学发展带来极坏的影响，但玄学也好，佛学也好，文学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倾向也好，都来自一个总的根源，就是魏晋以来世族制度造成的严重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儒学的衰微，除了它本身的原因外，也是和汉末以来的社会现实有关的。魏晋以后的思想领域，儒学失去控制力量，固然给玄风独扇和佛教大行以乘虚而入的机会，但主要还是腐朽的世族制度造成极为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大量文人惨遭杀害，从而为老庄佛道思想的繁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统治阶级既企图借以麻醉人民群众，一般士大夫文人也从中寻求精神寄托而远世避害。另一方面，垄断一切的世族地主又为自己的享乐所需，把持文坛，附庸风雅。但他们除了追逐文辞采饰，就只好无病呻吟，为文造情。刘宋以降，所谓“家家有制，人人有集”，主要就是这样一些东西。太康以后文学创作的必然走向形式主义，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以上就是产生《文心雕龙》的历史背景，也是《文心雕龙》之所以出现于齐梁时期的种种原因。从建安开始，文学艺术进入独立发展的新时期以后，文学理论上要探讨、要解决的新问题本来是很多的，加上魏晋以来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文学艺术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段曲折而复杂的道路。这样，文学理论上迫切地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就更多了。从曹丕的《典论·论文》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文论的著作特多，正是这个原因；而《文心雕龙》的产生，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的集大成者。

　　总上所述可见，《文心雕龙》是既总结前人创作经验，更针对当时创作倾向，也汇总了历代文学理论成就的一部重要著作。首先了解这些情况，对于理解刘勰在这部书中提出些什么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以及他主张什么和反对什么，是很有必要的。